二十年前就提出的癌症“早筛早诊早治疗”为何到今天依然面临很大挑战？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殷鹏、齐金蕾、首都医科大学李梦龙等人在《柳叶刀》子刊“The Lancet Public Health”上发表了2005-2020年中国癌症疾病负担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总体癌症死亡率和23个特定部位癌症死亡率，评估了2005-2020年中国国家和地方癌症负担的变化。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癌种，目前中国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为16%-17%，如果在早期发现并就诊生存率要高得多。12月2日，钟南山院士在第二届世界肿瘤早筛大会上表示，他深深体会到肺癌“早筛、早查、早干预”的重要性。结合这十年来对肺癌早筛早干预的行动，可以使得癌症的五年存活率提高60%以上。

　　但实际上，我国很早就开始在癌症筛查上探路，二十年前就已出台了相关文件提出“制定主要癌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计划并组织实施”，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普及癌症早筛依然是个困难重重的挑战。

　　我国癌症发病率不断上升，癌症防控形式十分严峻。根据上述研究，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癌症相关死亡人数和早死寿命损失年分别增长了21.6%和5.0%，肺癌、肝癌和胃癌仍是前三位死因。另外，城市地区多数癌种的标化死亡率呈现显著下降，而农村地区过半癌种标化死亡率仍在上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第二届世界肿瘤早筛大会上表示，一般而言，疾病预防包括三级预防，一级预防是病因的预防，即减少接触致癌的物质，二级预防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三级预防是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延长他生存的时间。在癌症防治领域，“关口前移”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结合我这十年来在肺癌早筛、早干预方面的行动，我深深体会到肺癌早筛、早查、早干预的重要性。”钟南山表示，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患者，当出现症状的时候才来看病，但这时疾病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不仅治疗难度大、费用高，而且很多还治不好。癌症发现得越晚，无论是对患者本人及其家属，还是对国家、对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钟南山看来，早筛早查就是最好的肿瘤药。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也对包括《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内的媒体记者表示，三分之一的肿瘤通过早期筛查是可以治愈的，比如食管癌、胃癌等肿瘤若早期发现，约90%都可以治愈，即便是晚期，也可以根据筛查结果“量体裁衣”，有的放矢地进行治疗，使病人活得更长，活得更好。在他看来，对于癌症防治应做到“重心前移、重点后移”，重心前移就是癌症早筛早防。

　　实际上，我国很早就在癌症筛查上有所探索。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青12月6日对包括《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内的媒体记者表示，早发现、早诊断是降低癌症负担的首选，虽然可能有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的问题，但整体而言利大于弊。目前癌症治疗最大的突破主要集中在早期，对于中晚期的癌症，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治愈。

　　据其介绍，我国开展肿瘤筛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有做对了的地方，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妇科专家林巧稚就已经在主要城市开展宫颈癌普查，这在全球是比较早的；上消化道癌、结直肠癌、肝癌、鼻咽癌都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部分地区开展筛查探索。20世纪70年代在原卫生部的领导下开展了第一次死因调查，发现中国癌症地区的分布是有特点的，在这基础上进行癌症研究；20世纪末在癌症高发区做了一些癌症筛查的工作。

　　陈万青觉得，2004年是中国癌症筛查的关键节点。当年发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把癌症的早诊早治作为这一段时期内的主要工作，此后国家在筛查方面有很多投入，很多公共卫生项目都在支持癌症的筛查工作。2004年到2010年有癌症防治的三年行动、慢性病防治规划纲要、中长期规划，到现在的《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强调要推广癌症早诊早治，强化长效机制。

　　“常见癌肿的筛查覆盖已经比较广了，包括肺癌、上消化道癌、食管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宫颈癌、鼻咽癌9个癌，加在一起占了所有癌症负担的近80%。如果把这几个肿瘤防治好了，大部分肿瘤是可以解决的。”陈万青表示，目前有四个国家级的早诊早治项目，地方上的项目也越来越多。

　　尽管如此，受限于对疾病的认知、人群基数大和卫生医疗资源等问题，我国的癌症筛查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

　　陈万青说，首先，针对45岁-74岁筛查的筛查适宜人群有5.34亿，每年近7亿元的公共卫生投入覆盖人群不到百分之一，仅通过公共卫生项目的形式降低癌症负担肯定是不够的。

　　第二，我国医疗资源明显不足，特别是不同地区之间，在设备、专业人员等医疗资源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内镜，有些地区设备都不足，想要提供高质量的筛查是不现实的。筛查技术的普及和筛查效果成正比，资源可及性差，导致检出率比较差。

　　第三，是接受度的问题。由于国人对疾病的认识相对缺乏，人们对癌症筛查的接受度和适应性也较差，即便提供的是免费服务。以结直肠癌为例，结直肠癌早诊早治项目内镜的接受度为14%，10个人里不到2个人愿意接受结肠镜的筛查。就这个接受度来讲，即使是筛查全覆盖了，效果也出不来。

　　随着癌症早筛愈发得到重视，已有包括诺辉健康、华大基因、泛生子等一批企业进入肿瘤早筛赛道，以期通过更便捷、高效的方式提高人群的筛查接受度。不过，癌症早筛行业尚处于发展早期，目前只有诺辉健康和凯普生物分别获批了国家药监局第一张和第二张癌症筛查许可证。

　　要大规模推动相关风险人群进行筛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什么样的产品更符合中国的肿瘤筛查需求？陈万青认为，从应用层面来讲，癌症早筛产品首先要好，无论是检测效果，还是从卫生经济学方面来看，要得到一些认可，拿证之前要有很好的数据支撑。筛查需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筛查的开展应针对高发癌种，二是检测方法伤害性较小，成本较低，可以不依赖尖端的技术和设备，最好是简单易行的筛查方法。

　　诺辉健康董事长兼CEO朱叶青在第二届世界肿瘤早筛大会上表示，癌症筛查对医生、用户来讲都是很新的命题，癌症早筛是介于IVD、药、医疗器械，甚至健康管理中间的一个新业态，面对的人群不一样，癌症早筛的场景不仅局限在医院。

　　在他看来，目前该领域仍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筛查产品临床试验如何保证目标人群的临床获益；第二个挑战是筛查手段在临床的诊疗路径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能否跟现有医疗闭环有机结合在一起；第三个问题是用户教育，谁愿意为癌症早筛产品付费？癌症早筛的认知没有被完全打开，其中很大的问题，是如何提升用户的认知和用户的依从性。

　　他还提到，癌症筛查行业要想迎来蓬勃发展，不是一个公司的事，也不是一个团队的事，而是整个行业的所有企业，以及所有专家、用户甚至是全社会都要参与进来的事，只有这样，癌症筛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行业。（每日经济新闻）